政府该怎样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政府该怎样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博主按：“幸福感”好像是很虚、很个人的东西。以下两篇文章，显示经济学界想把它“做实”并应用于公共政策的努力。“物质匮乏年代，有钱就是幸福。”即使我们默认这样一个事实上大可置疑的成见，也必须追问：走出匮乏之后，幸福在哪里？过去强调政府为人民谋利益，今后是不是该强调为人民谋幸福，两者有不同吗？回答好这些问题，也许会催生一套“幸福发展观”呢。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及其公共政策内涵

王 冰

　　学科前沿：传统经济学出于衡量的方便而以客观的财富和收入作为主观快乐的近似等价物。这种替代一方面使得经济学获得了极大的理论成功，另一方面也使它受到了部分学者和民众的批评。近年来，一个专门以主观快乐和幸福作为研究对象的新兴经济学领域——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它综合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扩展了传统经济学的效用和福利概念，强调了除收入以外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进而对政府公共政策制定给出了不同以往的建议主张。了解这一领域的最新发展及其理论观点对于我国当前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

　　可以说，自从人类有了思考能力，便开始了对我们的生存目的以及何为快乐的理性思索。在经济学产生之前，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就指出，“财富显然不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有用或者别的什么理由”。在此，他已经暗示了财富不是幸福与快乐的唯一源泉。然而，随着经济学逐渐从早期的道德哲学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尔后更逐步发展成为可以用数学来进行量化研究的科学，采用一个更加准确、也毋宁说更加狭隘的概念来定义政治哲学中模糊的、难以衡量的主观快乐或幸福就成为一种必然。

　　在早期的边沁、密尔、斯密，以及后来的马歇尔、庇古、瓦尔拉斯、希克斯等奠基经济学家的精心理论浇筑下，用货币单位（monetarymetric）来衡量的效用（utility）和福利（wel-fare）成为福利经济学中快乐与幸福的主要指标，收入和GDP也由此成为比较个人和国家快乐和幸福水平高低的重要依据，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评价也围绕于此而展开。尽管这些经济学家自己也认识到仅用货币收入来衡量经济福利会遗漏其他一些影响快乐和幸福的重要因素，但为了理论的严谨和逻辑的一致而不得不忍受这种简化。从此，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和效用不仅支撑着经济学大厦，引导着公共政策的方向，也左右着大多数普通人对于幸福和快乐的理解。

　　美国南加洲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是最早对主观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所谓的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收入增加并不一定导致快乐增加。首先，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以及长期的动态研究表明，人均收入的高低同平均快乐水平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其次，在收入达到某一点以前，快乐随收入增长而增长，但超过那一点后，这种关系却并不明显。第三，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人们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快乐之间也没有明显的关系，包括文化特征在内的许多其他因素会影响快乐。

　　快乐经济学采用了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对福利和效用的研究建立在萨缪尔森提出的显示偏好（preferencerevelation）假设上，也就是说，如果在实践中观察到某一个理性经济人在可以选择B的时候选择了A，那么就可以推断对该人而言A的效用（福利、快乐）大于B的效用。然而，快乐经济学认为，存在很多人们无力改变或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或政策背景，例如，不公平、环境恶化、通货膨胀、失业等，在这种情况下，显示偏好假设并不能揭示人们的真正意图。相反，快乐经济学采用了明示偏好的方法（preferenceexpression），即直接让受访者回答他们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以表明他们对快乐的态度。这种假设看似一种退步（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只有在人们的现实选择中才能够发现他们有关偏好和福利评价的真实信息，假设的问题或模拟的场景没有经济学意义），然而快乐经济学争辩道，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偏好实质上只是在诸多都不令人满意的方案中勉强进行选择，它提供的信息同样也是有限的，而只有让人们明确地说出真正导致他们快乐的原因或不快乐的障碍，才能够发现现实世界同一个理想世界之间的真正距离。

　　基于这些理论假设，快乐经济学采用了问卷、访谈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借助于计量统计和大样本处理等技术，通过对不同国家、不同年代、不同行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快乐调查（happinesssurvey）来了解他们快乐的水平和影响快乐的因素。其中最为一般的问题是：“一般而言，你快乐吗？”“哪些因素导致你快乐或不快乐？”研究者发现，绝大多数回答都指向一些相同的因素。

影响快乐的多重因素

　　快乐经济学并不是要完全放弃或取代传统经济学以收入和财富为基础的福利衡量方法，而是强调了给人们带来快乐的其他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归纳为两类，一是个人特征，如期望值、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的健康状况、经历与背景等；二是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安排，如通货膨胀、失业、制度的公平性、公共品的数量与质量、环境等。在这些方面，近10年来积累了大量的经验研究文献。例如，阿莱西那等学者（Alesina,etc.,2004）发现在不同国家公平和快乐之间都具有密切的正向关系。布兰切伏劳等学者（Blanchflower,etc.,2004）对20年来美国和英国不同人群的快乐水平进行研究，发现总的快乐水平下降，黑人的快乐上升，白人妇女的快乐下降，快乐随年龄的增长呈现U型曲线，并且，他们试图确定快乐或痛苦的价值，例如，和睦的婚姻给人们带来的快乐价值大约为100,000美元/年，而失业给人们带来的损失价值60,000美元/年。克拉克等学者（Clark,ect.,2004）发现失业会导致严重的不快乐，即使存在足够的失业救济，人们也不会如传统经济学理论显示的那样主动地选择失业，摩擦性失业并不像经济学家假设的那样无害。艾格斯等学者（Eggers,etc.,2005）探讨了俄罗斯近年来的经济萧条和失业给人们的快乐造成的负面影响。格拉汉姆等学者（Graham,etc,2002）研究了市场经济中的机会和不稳定同快乐之间的关系。维恩霍夫等学者（Veenhoven,etc.,2005）建立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快乐数据库，对各国的快乐水平进行比较。他们的数据显示，由于1990年代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的快乐水平高于同等收入的其他国家。

　　这些经验研究对快乐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相对于传统经济学而言，快乐经济学更加倾向于主观效用论，它们认为人们的快乐更多的是一种主观评价，这种观点尽管在历史上也受到客观效用论的挑战（以收入为基础的传统快乐理论就是建立在客观效用论的基础上，因为收入更加客观和容易衡量），但由于当代的快乐研究采用了实证的大样本统计和计量经济学工具，因此相对于历史上的纯粹理论思辨而言就更加具有说服力。

　　其次，快乐经济学承认收入确实是带来快乐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基本的需要满足以后，其他因素的重要性就开始凸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期望值的升高。罗加斯（Rojas,2004）发现，有很多高收入者认为自己不快乐，也有很多低于贫困线的人认为自己很快乐，原因就在于他们有着不同的预期。这类似于心理学中的“拐点”理论，也就是说，收入的增加会抬高人们的期望，反过来又导致快乐水平下降。这意味着，要想在长期提高人们的快乐水平是非常困难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和欧洲等富裕国家人们的快乐水平也并不像我们预想中那样高的原因。

　　再次，人们对不同来源的快乐具有不同的适应性，收入和财富带来的快乐比较短暂，而非财富带来的快乐则较为持久。同样，相对于非金钱的损失而言，人们更容易适应金钱损失带来的痛苦。然而，现有的政策大多建立在物质奖励和惩罚的基础上，在快乐经济学看来，这显然降低了奖励和惩罚的长期力度。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纳曼（Kahneman,etc.,1999）则发现，同样数量的损失给人们带来的痛苦要大于同样数量的获得给人们带来的快乐，因此，“至少不要让人们变得更差”（帕累托改进）对于公共政策制定就非常重要。

　　最后，快乐对收入具有反作用。很多研究发现，一些偶然性的不幸和痛苦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工作动力和收入，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相反，快乐的人在工作中的业绩更加突出，因此更容易获得较高的收入，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显示了不论在社会还是在企业中营造快乐的氛围的重要性。

快乐经济学的公共政策内涵

　　快乐经济学促使我们对如何促进人类发展和公民福利的传统观点进行反思。首先，幸福快乐，而不是收入和GDP，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既然收入和GDP并不能显著增加人们的幸福水平，那么，我们个人、乃至人类社会冒着过渡竞争、环境恶化、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最终耗尽地球的风险，去追求自己的、本国的收入和GDP无止境的增加就失去了其意义。人是一种经济动物，具有一种积累财富的本能，然而，我们在这样做时，却往往并没有思考这样做的意义。

　　其次，衡量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需要一些比GDP、收入、财富更加全面的指标。快乐经济学认为，我们应该采用一个更加广泛的指标体系来代替GDP，以反映个人幸福和社会福利的变化。阿马蒂亚·森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developmentindex,HDI）已经被联合国的年度发展报告采用，丹尼尔·卡纳曼更提出应当建立国民快乐账户（NationalWell-beingAccount）来取代传统的GDP，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进行一些尝试，我国各级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用类似于HDI的指数来衡量地方官员的业绩。

　　再次，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上来，经济总量的增长应该是这一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并且这种增长将更加稳健和可持续。如果仅仅以总量的增加作为目标，就有可能导致更大的不公平，会降低弱者的幸福，而这种降低是无法如功利主义秉持的加总原则那样，通过强者幸福的提升而得到弥补的。除非这种不公平是在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下自然形成，并因此得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一致认可。效率并不是公共政策的唯一目标，公平不需要通过增加效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它同效率具有同等的价值。著名的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在其《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中指出，由于扩大公共开支可以增进公平，改善宏观制度安排，并增进人们的幸福感，因此扩大公共开支势在必行。

　　最后，政府负有对公民进行教育的义务，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如何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古典经济学家密尔在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修正时说，应当区分两种类型的快乐，一种是高尚的快乐，另一种是低级的享乐。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尊重个人选择的同时，政府不是消极无为的。它负有引导并教育人们追求高尚快乐，拒绝低级享乐的责任。教育是改变理性经济人效用函数的根本途径，是对抗自由主义及个人选择的有力武器。当然，这种教育应当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在其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阐释的非功利、无目的的教育、将人变为真正的人的教育。（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文摘自光明日报）

　　（链接：根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德隆（J.BradfordDeLong）的估算，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全球人均GDP已达到6539美元，是1900年679美元的9.6倍，更是公元1000年133美元的49.2倍。然而，现在人们的快乐水平显然不可能是这些历史时期的相同倍数。这表明，传统经济学所关注的收入和财富同人类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并不等价。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艾斯特林（RichardEasterlin）是最早对快乐进行理论研究的当代经济学家。他在1974年的论文《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了著名的艾斯特林悖论，即收入和快乐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如果这一悖论成立，那么个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千方百计地追求经济增长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目的，整个国家的政策也应当相应改变，由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可以顺利地实现。他的这一篇论文最初被主流经济学刊物拒绝，但近年来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2006年3月，他和他的同事组织了一个“快乐经济学论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个国家的30多位学者参加，并策划成立一个相应的研究机构。他目前的研究课题是“生命周期中不同阶段的快乐”，他发现，相对于财富而言，快乐的婚姻和健康可以带来更加持久的快乐。

　　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Yew-YwangNg）是在世界前10位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其文章被引用次数最多、被认为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经济学家之一。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福利经济学。他最早在中文世界中倡导进行快乐经济学研究，曾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称之为“快乐鸿沟”。他在其著作《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扩大公共支出势在必行》、《经济与快乐》、《福利经济学》中对快乐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印裔英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被誉为“经济学家的良心”，他由于对贫困、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等问题的研究而获得了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从快乐的反面——贫困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快乐——对快乐经济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贫困与饥荒》一书中，他提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粮食总量的缺乏，而在于穷人获取粮食能力的不足，并提出了分析贫困问题的“能力的方法”（capaci-tiesapproach）。他的观点为联合国编制的人类发展指数（HDI）以及世界各国的扶贫方案提供了新的思路。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他对传统经济学中快乐的哲学基础——功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指出功利主义的三个缺陷：漠视分配、忽略权利以及其他非效用因素、适应性行为和心理调节，而现代主流经济学仍然主要以功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这一基础正是近年来经济学被批评为“一门冷冰冰的学科”的原因。

　　2000年，一份同行评议的学术期刊《快乐研究杂志》（JournalofHappi-nessStudies）由世界著名出版公司荷兰Springer公司出版。这标志着对快乐问题的研究已经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中国社科院近年来定期发布《社会蓝皮书》和《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采用统计抽样的方法，对我国不同行业、性别、年龄、地区、收入的从业人员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进行调查。这是我国最为接近于快乐经济学理论的相关调查。还有一些省市（如浙江）以及其他一些机构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但其理论性、学术性和权威性还有待进一步的提高。

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点

发展向度与现实价值

陈惠雄　

（2006-12-01 06:00　光明日报）

　　学科前沿：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以国民快乐和幸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与终极价值，体现了经济学“直面现象”的趋向，并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价值理念—— 

　　◆对于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客观基础的理论证明，成为快乐概念能否有效确立的首要理论难点。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逐步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快乐经济学研究，可以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

　　◆快乐经济学包含的快乐计量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为发现人类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测度与追踪人民快乐、幸福程度的变化，出台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弥补现有GDP核算的不足，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趋乐避苦是人类行为的终极原则，追求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人类所有行为与结果如衣食住行、GDP增长、环境保护等，归根结底都是相对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的。或者说，人类所有的行为与结果均是手段，快乐才是终极目的。由于经济学是分析人类行为的科学，而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近百年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此有所偏离，由此导致经济理论连同其解释和引导的发展实践也有所偏离。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国际上快乐经济学（EconomicsofHappiness）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笔者认为，快乐经济学研究也将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

快乐经济学研究的理论难点

　　快乐与功利原本是古典经济学“心照不宣”的前提。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同时因受到文艺复兴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的强大影响，以致使得英国的两位经济伦理学巨匠——边沁与斯密的学说得到了不同的待遇：斯密因把快乐收敛于个体经济效用的狭隘利己主义经济人维度而获得光大；边沁则因把快乐、幸福扩展于整个社会的利他主义原则，而受到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的欧洲经济学的冷落。这两种根基于价值观差异的经济思想，不仅引起了价值内涵（物质利益与快乐）的变异，同样也引起了后来经济学在逻辑理性主义与经验实证主义两种方法论路径演化上的差异。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推行，以及以国民生活快乐（GrossNationalCool）为核心的日本新兴产业的崛起，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快乐经济学“春天”的到来，但这并不是说快乐经济学的理论难题已经解决。实际上，快乐经济学的“春天”之所以姗姗来迟，除受前述个人本位主义价值观与物质效用主义、利己主义的阻碍外，快乐经济学本身面临的理论难题也是重要原因:

　　其一，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基础？快乐（happiness）、幸福（wellbeing）、效用(utility)、偏好(preference)，这些概念均具有主观性特征，难以形成一致性的标准，并容易陷入快乐的不可知论。因此，对于快乐的主观性是否具有确凿的客观实在性基础的理论证明，便成为快乐概念能否有效确立的首要理论难点。此问题首先在哲学家内部进行争论，后由边沁首开快乐与幸福的数量概念之先河，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是此问题在经济学领域论争的继续。1980年，塞勒艰难地把效用区分为决策效用（即引起快乐和痛苦的效用）与体验效用（快乐与痛苦本身）的差异，并指出，基于稀缺的决策效用归根结底是以基于快乐的体验效用为目的的。卡尼曼（1994）引入了这对概念，并证明了当期快乐与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客观性与可测度性。这种客观性、目的性快乐测度的理论机理，是通过在一个二维空间中对精确瞬间的情感状态的及时测度而成为可用指标。这个二维空间由效价（好、中、坏）和觉醒程度（从昏睡到发狂，由最小可感知快乐到极乐）这两个维度来界定。卡尼曼断言他对体验效用测度的质量最终好得足以能够满足制订政策的需要。

　　实际上，快乐这种体验效用的主观性存在着明确的客观实在性基础。这种客观实在性可通过“主体客观性”与“对象客观性”来证明。首先，人类快乐欲望的产生不是主观随意的，甚至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人的相应生理官能存在和这些官能的需要为客观物质基础的。快乐属于在心身一体性基础上的脑物质的机能，人类的苦乐感知最终可通过脑神经元的电、磁、场、波等脑生理反应解读出来。这是快乐产生与感知的“主体客观性”。也因此，汪丁丁（2002）曾预言，大约到2050年左右，经济学将转向脑科学研究。其次，人类追求快乐的主体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同样具有自在与客观性质。由于满足快乐需要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对象本身的客观属性和功能（如大米可以充饥、衣服可以御寒）相对于人类的快乐需要而言是客观存在的。这两项大致证明了快乐这种主观体验具有的客观实在性基础。

　　其二，快乐人际可比性的理论机理证明。由于存在着人们对同一对象感受或同一人对同样事物在不同状态下快乐体验效度的差异，一些学者因此否认快乐与效用的人际可比性。关于快乐或效用的人际可比性的论争也一直存在。实际上，运用经济现象中的“批发”销售或“优质”品种认定等“群体行为”现象，可以比较容易地反证人际存在着相当一致性的偏好基础与对对象效用可比性的认定。而跳出单纯经济学视角，运用基因学证明的人的“类近似性”原理则可证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快乐人际可比性的基因与“类”近似基础，这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快乐可比性问题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而运用选择行为的最大化原理（边际效用等于边际成本）则可证明人们对同一事物在不同时段的效用递减或演化仍是指向最大化目标的，从而能够形成快乐人际可比性与测度的有效性原理的证明。

　　其三，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方法研究。从理论机理上讲，快乐实际是基于心身一体性的人脑中枢神经系统电、磁、场等的物理、化学反应现象，最终可通过如血压计一样的“快乐计”来测度。人的主体客观性、类近似性及满足快乐的对象客观性三者大致可完成对快乐测量的理论机理与测量有效性的证明。但在发明出快乐计之前，快乐测量仍是一个难题。目前，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分别有各自不同的方法：心理学关注对快乐本身测度与追忆的稳定性；社会学主要侧重于主观幸福感测度方法，主要运用一系列关于主体感受的满意度指标来进行主观幸福感测度；经济学中的快乐测度比较注重主客观影响因子的系统性结合，注意一些客观实在性指标的选取，并对心理学、社会学方法有糅合性，但其弱点是对主观快乐测度的稳定性把握不够。如何把几种学科的方法结合起来，形成跨学科研究仍是国内外迄今未解决好的课题。

其四，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悖论的解释与解决。这一悖论是指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不一致问题，简称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即开展快乐指数调查，发现经济增长与国民快乐指数（happinessindex）或主观幸福感（SWB，SubjectiveWell-Bing）在一定限度（如人均GDP5000美元）内与快乐增长具有正相关，超过一定限度以后，相关性便显著减弱乃至快乐无增长、负增长。对于这一伊斯特林悖论现象，实际上可运用人本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所包含的“基于金钱的不同质需要的弱通约、不通约性”原理来解释。即当人们的收入上升到基本需要满足以上层次时，金钱很难通约其他层次的满足，收入就不再是强相关性的快乐影响因子，而公平与尊重、交往与友谊乃至是自我实现就变得更加重要。这些需要的实现并不要用同等比例的钱来获得，这就是金钱与快乐在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后发生弱相关性的基础原因。当然，环境损害、公平缺失等是其他的非金钱原因。然而，尽管需要层次论能够对伊斯特林悖论给以一定的理论解释，但经济增长与快乐增长的相关性演化仍给经济增长提出来一系列的重大课题。如：基于快乐核心价值的经济增长是否存在理性限度？经济增长如何持续促进快乐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是以快乐、幸福为核心还是以GDP为核心？如果经济有发展而快乐无提高，则经济增长定然无意义。那么，经济增长又如何能够无限化地正相关于人们的快乐？

快乐经济学的发展向度

　　着眼于系统性的研究视域，快乐经济学要完成其作为经济学分支体系的理论建构，需要着重在以下两方面获得突破与发展：

　　一是在快乐经济学研究的深度与系统性方面拓展，借助于哲学、经济学、脑神经科学、行为学的理论与知识，在快乐生成原理、需要原理、广义效用理论、消费原理、生产原理以及公共政策选择等方面形成微宏观相结合的一体化研究，以构建快乐经济学的系统化理论机理，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分支。由于快乐是人类行为之核与终极价值，这个内核的结构与价值体系是丰富的，需要借助于脑科学、行为学、伦理学（如动物快乐）等多学科知识。目前国内外经济学均已有这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以解释人们偏好行为的形成机理与苦乐体验生成的系统原理，但这些研究仍是尝试性的，离快乐经济学的系统性距离尚远。

　　二是与计量经济学、统计学、心理学、经济社会学等学科结合，吸收其他学科对于主观幸福感、幸福指数、快乐指数研究的成果，形成对快乐计量的理论机理与方法的系统研究。这一发展的经济学介入角度主要是通过研究与设计基于主客观因子结合、自诉客观因子与统计客观因子结合的快乐（幸福）指数量表，以便在具有良好信度、效度量表的基础上，通过大样板、规范化、系统化的国民快乐、幸福状况调查，来实现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方法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为显示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效果提供重要的评价依据，同时也为快乐经济学的发展提供实证支持。

快乐经济学的现实价值

　　首先，快乐经济学揭示了快乐幸福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的终极价值理念。相对于以GDP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而言，这一价值理念的转变非同小可，它是对人类行为最高价值与行为的终极准则的偏好明示，并与体验经济学（ExperienceE-conomics）的研究目标形成某种相互支持。包括最近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核算国民幸福指数在内，快乐经济学研究的重大意义实际上不在于它的测度，而在于其价值观与方法论上向真理的极限逼近。国民幸福指数统计的开展与快乐经济学研究可促进和引发一场思想运动，从而在国民心中逐渐形成一种思想共识。

　　其次，快乐经济学提出了一系列与快乐相关的重要经济学概念与理论，如广义消费与广义财富论等。因为基于快乐的消费原理是指人类运用对象来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行为与过程，这便形成了快乐经济学的广义消费概念并用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狭义消费概念。基于这一概念，如果用50个单位效用的环境福祉牺牲来增加30个单位效用的GDP，就是得不偿失的，因此，必须实行和谐生产与和谐发展的原则，幸福指数、绿色GDP核算等概念实际上均基于快乐与痛苦的核心原理。而人类追求快乐的自由实现与自由发展终将导致对制度自由的追求，共产主义成为必然的制度选择，对此著名学者黄有光教授与笔者均坚信共产主义理论，这也说明了快乐经济理论学者之间的某些一致性的观点。

　　第三，快乐经济学包含的快乐计量理论与实证方法研究，为我们发现人类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进而无论是为个人完善人生、还是为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决策，提供最具价值的分析基础。这些影响因子包括从自我到宇宙的健康、亲情、经济状况、职业状况、社会状况、生态状况等。通过快乐调查，发现快乐影响因子的权重序列、结构及其演化，对于测度与追踪人民快乐、幸福程度变化，帮助开发促进提高人民幸福程度的政策，弥补GDP核算的不足，均意义重大。现成的例子是，极力倡导快乐原则、实行国民快乐总值（GNH，GrossNationalHappiness）核算的不丹，虽然其人均GDP仅800美元，但国民生活非常幸福。基于快乐经济学视野，一条通往快乐而又能够大大节约资源的和谐社会发展道路在我们面前瞬间便柳暗花明了，这是惟一科学的全球现代化发展之路，并使得以高能耗引起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高度紧张的美国式异化的现代化模式黯然失色。（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编后：近年来，国际上迅速发展的快乐经济学正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典范，同时也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学本土化最值得关注的发展方向。尽管“快乐”是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可以讨论，但GDP增长只有相对于人们的幸福与快乐而言才具有价值，无疑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健康、亲情、环境、闲暇，这些快乐的重要源泉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比如许多地方的GDP增长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这是令人深思的。本刊10月9日发表《快乐经济学的进展及公共政策内涵》一文后，读者反响热烈，纷纷来电来稿表示支持。其中，浙江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院长、人本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惠雄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对快乐经济学研究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阐述。今日本刊特发此文，并欢迎各界读者就与快乐相关的主题，如幸福、亲情、闲暇、健康、环境等，来信或来稿阐述你的观点和建议（JJLL@gmw.cn或jingjililun@sina.com）。陈惠雄教授的人本经济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民日报》报道陈惠雄教授快乐指数课题研究成果。陈惠雄教授是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团成员，浙江省高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浙江财经学院硕士生导师、外校兼职博士生导师。）